文｜陈可爱
编辑｜旧闻档案
前言
“我杀了10个人，你们怎么说我杀了9个？少诉了1条人命啊。”
2006年11月28日，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赵志红案进行了不公开审理。当赵志红发现
1996年4月9日那桩案件被漏掉
时，他及时打断，法庭审理因此中断。
杀人狂魔赵志红，自1996年起，在长达10年的时间内犯案累累，强奸27起，残忍杀害10名受害者。落网后所做笔录长达34页。
然而，笔录第29页中记录的“4·09”命案，却一石激起千层浪。
真凶赵志红自己都主动供述“4·09”命案（也称“ 呼市 厕所命案”）的犯罪事实，为何公诉机关却“大意”地漏掉呢？
原来，这起命案早在10年前就已经被侦破，当年的真凶——
18岁的呼格吉勒图，已经被枪决处死。
当年正值全国“严打”，案件侦破“从重从快”，因此，这起命案从案发到执行死刑，前后仅用了62天，一桩命案、一条人命便仓促地画上了句号。
10年后，赵志红却称自己才是这起已经审结、执行完毕的杀人案的真凶。将当年的句号，猛然拉成巨大的问号和叹号。
一案竟有两凶，两个凶手都承认在同一厕所内奸杀了同一名女性，真是匪夷所思。
是冤案、错案还是案中有案？呼格吉勒图和赵志红究竟谁才是这起血腥惨案的真凶？
蹊跷案情 少年 命殒
1996年4月9日晚，呼和浩特卷烟厂的工人呼格吉勒图吃完晚饭回工厂，因为怕别人闻到酒味，便去买了泡泡糖。
买完泡泡糖回来，他神色慌张地拉着与他同龄、同厂的好朋友闫峰往外走，路上他说：“小闫，出事了，死人了。”
原来，他路过第一毛纺厂家属区的公厕时，听到女厕里有女人的喊叫声，他猜测估计出事了，便拉着闫峰一起去瞧瞧。
两人在女厕所外喊了两声，无人应答。为以防万一，他们决定进去探个究竟。
当时天色已晚，厕所光线昏暗，他们点着打火机进去，被眼前一幕吓得魂飞魄散：
一个裸着下半身的女人，仰躺在厕所阻隔坑位的矮墙上。
两个才18岁大的小伙子吓得怕腿就跑，跑出巷子后，看到十字路口有个治安岗亭。呼格吉勒图想报警，闫峰害怕惹祸上身，便说：“别报了，咱们回车间吧，别回头怀疑咱们俩的。”
善良的呼格吉勒图却
执意报警，希望警察能抓获真凶，于是他让闫峰先回烟厂帮自己请假，随后主动走进治安亭报案。
遗憾的是，踏入治安亭的那一刻起，他的厄运开始了。
当晚，呼市公安局新城分局刑侦人员迅速赶到案发现场，呼格吉勒图和闫峰也被带到新城区分局，分开询问口供。
“我听见隔壁有痛苦的声音，还有桌椅挪动的声音，应该被打了。”
据闫峰回忆说，当晚被审讯了十几二十遍。第二天凌晨，只有闫峰被放了出来。
出了公安局，闫峰第一时间将此事告知
呼格吉勒图的母亲尚爱云。
“怎么会只有你出来？他呢？打你们了吗？”尚爱云语无伦次地问了很多问题。
闫峰挠挠头，他预感呼格吉勒图摊上大事了，有些话不忍心说，但还是照实反映：“没打我，但是打他了，我听见他喊叫了，他还说‘不是我杀的，你要叫我承认，你就赶快拿枪毙了我，拿刀砍了我’，情况不妙。”
尽管闫峰的话吓得尚爱云双腿发软，但她很快便镇定下来，她清楚儿子的品性，也知道他内向又胆小，绝不可能干出杀人强奸的事。
可惜，事情的发展远不是尚爱云想的那么简单。48小时后，她听到了警察说
“你儿子认罪了。”
6天后，她在《呼和浩特晚报》上看到此案的报道，警方称：
审讯过程中，案犯呼格吉勒图狡猾抵赖，进展极不顺利，拖了两天才交代犯罪过程。
5月23日，一审开庭，呼格吉勒图的辩护律师起初为他做的是无罪辩护，最后却以“认罪态度好，是少数民族，年轻”为由，做出求情陈述。
休庭合议后，呼格吉勒图被判处死刑，法官当庭宣判时的每个字都像尖针般刺在呼格吉勒图一家的心上。
“法官问我儿子，还上诉不？儿子就说了两个字，上，上。”
尚爱云说儿子态度坚决，将这两个“上”字说得尤为响亮，“就这两个字，我就知道他肯定是被冤枉的。”
奈何，庭上没有其他人相信他是无辜的。
6月5日，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维持原判。
1996年6月10日，即二审裁定出来的第5天，
案发后的第62天，18岁的呼格吉勒图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收到为呼格吉勒图收尸的通知后，16岁的三弟庆格勒图为他料理了后事。
看到尸体的那一刻，庆格勒图几乎认不出眼前躺着的是自己的二哥，“尸体被布包着，担架上全是血……我去摸二哥的胳膊，好瘦好瘦，非常细，瘦到皮包骨，身上还有绳子勒过的印子……”
呼市公安局新城分局仅用62天便“从重从快”侦破了“4·9”命案，
集体受到了上级部门的表彰，冯志明等四名警察荣立二等功，功臣们被媒体誉为“神探”。
家人痛苦无望等待
呼格吉勒图被枪决的那天，他的父亲李三仁，一位坚强刚毅的蒙古汉子嚎啕大哭，气得一拳一拳地捶墙，几天内愁白了头发。
6月的天，热得要命，无法承受丧子之痛的尚爱云神情恍惚，除了抱着儿子的遗像以泪洗面，就是站在门外等儿子
“我有了幻觉，好像儿子没死一样，多热的天气我也在外面站着。”
他们夫妇俩都是呼和浩特市第一毛纺厂（后面简称为“一毛”）的员工，三个孩子都出生在牧区，因此都取了蒙古名字。
“能看见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本来家境尚可、生活美满的五口之家，随着呼格吉勒图的冤死变成了“杀人犯他们一家”。
当时，有关此案的报道随处可见，甚至上厕所都能看见墙上贴着、地上摊着，“流氓罪”、“故意杀人罪”、“强奸犯”这几个字眼，抵消了几乎所有熟人对这个家庭的好感。
父亲李三仁整宿整宿睡不着，恨得满嘴牙的牙根都破损，“去牙科拔牙，拔到人休克过去，现在嘴里安的都是假牙。”
“抬不起头来，感觉到处都有人戳脊梁骨。”尚爱云下班后也不再摆摊，更不与人说笑，成了一个看谁都像自己儿子的“疯女人”。
替二哥收尸的三弟庆格勒图也因此被孤立，老师毫不避讳地告诉同学们：“他是强奸杀人犯的弟弟，别和他玩，离得远一点。”
“老三的压力太大了，蹭蹭往下瘦，头发掉的只有一绺。”
短短一个月，庆格勒图头顶的头发几乎掉光，学习也一落千丈，临近崩溃边缘时，他辍学了，“妈妈，我没法念书了，我一天也不想去学校。”
“永远不相信儿子会做这种丑事，可有什么办法？没人会相信你，因为你没有证据。”
无论呼格吉勒图的家人如何相信他，始终没有证据证明他的清白，一家人只能恍惚度日，希望时间能洗刷一切，“就这么熬吧，能怎么办？”
但老两口又经常在想：“儿子既然被冤枉，那肯定有真凶，
只要真凶出现了，就能证明他的清白。
”
于是，李三仁夫妇俩开始变成“新闻迷”，只要电视、报纸上出现有关奸杀的报道，就记录、收藏起来。
“天天就这么来回看新闻，只要听说哪里杀了人了，我们两个就去打听，抱着这个找到真凶的希望。”
就这样，夫妇俩在有希望——希望破灭——又出现希望——有破灭的循环中，熬了一年又一年。
真凶现身重启旧案
在悲伤中度过10年后，突如其来的一个“喜讯般的噩耗”让这个已经塌过一次天的家，又猛烈地坍塌了。
2005年10月30日，山丹小区居民看到警方带着
一个重刑犯到当年“4·9”命案的案发现场
，呼格吉勒图可能被冤杀的传闻开始不胫而走。
呼格吉勒图的表哥哈达在老两口之前收到这个消息，一直坚信表弟无罪的他难掩激动，大呼
“老天有眼，老天有眼呀，真凶出现了，呼格吉勒图是无辜的。”
由于当时李三仁刚做完胆结石摘除手术，需要静养。哈达担心刺激到他们，便等到11月初才将这个“喜讯般的噩耗”告知他们。
赵志红的落网让一家人燃起了希望，为了给儿子沉冤昭雪，李三仁夫妇俩来到当年办案的公安分局打听情况，却被“踢皮球”踢给呼和浩特市公安局。
到了市公安局后，主管副局长却一副爱答不理的态度，他随口敷衍道：
“这种事别问我，我不知道，无可奉告。”
就在走投无路之际，李三仁的亲戚给他们想了个办法——
打官司
。
“就跟他们打官司，哪怕是把房子卖了，天天喝稀粥，也要找最好的律师为二子申冤，不能让他就这么冤死。”
当他们双双跪在律师面前时，律师却觉得办不了。
因为律师深入研究此案后，靠律师的力量无法翻案，因为当年的案件从案发到执行仅用了62天，速度快得匪夷所思；同时，口供太过“干净”。
案件中口供越是“干净”，则越有问题，说明这不是一份被告人亲口所述的证供，而是被人修改过的。
更难办的是，
十年过去了，当年负责此案一审二审的法官均已被提拔，办案人员也被表彰。
思前想后，那名律师拒绝了李三仁夫妇俩的请求，给他们指了条“明路”——
找媒体
。
“一般的媒体没有用。去找
新华社的记者汤计
，在呼和浩特，只有找他，才有一线生机。”
五篇内参推动重审
时年49岁的汤计，在新华社内蒙古分社做了近三十年的政法记者
，人脉广泛，司法经验丰富。履职期间，他用手中一支笔，记录百姓疾苦之声，伸张 社会 正义。
汤计接手此案后，向分社领导汇报了此事。获得领导的鼎力支持后，汤计立刻四处奔走，展开调查。
他先从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副局长赫峰那里了解到赵志红确实是“4·9”命案的真凶，又打听到内蒙古公安厅已为此案成立专案组，着手复核，但遭到了阻力；接着派助手到当年的案发现场所在位置进行勘察；还将李三仁夫妇俩讲述的当日开庭一审的过程反复琢磨；
仅有155字的判决书，汤计翻来覆去地看，就是
看不出法院判定呼格吉勒图有罪的关键证据在哪里。
为了真实性、可靠性，汤计又想方设法接触到案件的第一手资料——
赵志红的四份审讯笔录。
这四份笔录中关于此案的供述并没有太大出入，而且一次比一次交代的清晰、具体。
“
如果他在编造假口供，四分笔录肯定有矛盾冲突的地方，但是没有，显然是真的。”
汤计还了解到，为了证实赵志红的供述是否属实，公安部还请了我国第一台测谎仪的发明者——杨成勋教授，由他对赵志红进行测谎试验。
“赵志红说的属实，那个孩子的确是冤死的。”
德高望重的教授宣布结果后，用手捂住脸，为18岁的枉死少年惋惜。
2005年11月23日，汤计将所了解的相关情况写成
第一篇内参——《内蒙古一死刑犯 父母 呼吁警方尽快澄清十年前冤案》
，将其发到新华社总社。
内参一到，党中央等领导对此案颇为重视。2006年3月，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开始复查这起冤案。
此时，汤计仍不敢停下查证的步伐。他又将当年《呼和浩特晚报》上关于此案的那片通讯反复研读。发现此通讯破绽百出，许多地方不清不楚，通篇溢满了对办案人员的赞美。
更令汤计倒吸一口凉气的是，里面有个老熟人的名字——
张铁强
。
1989年，汤计为了采访一个吸毒案件，第一次与张铁强碰面。当时，张铁强正在提审一个瘦弱无力的女吸毒者，他野蛮残暴的手段让汤计大吃一惊，由于画面过于残忍，他匆匆结束采访，不欢而去。
“那孩子冤死，生前恐怕也糟了不少罪呀。”
2006年11月28日，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赵志红案进行了不公开审理。然而，
庭审却被赵志红的提问给打断，因为“4·9”命案被“大意”地漏掉了。
赵志红说：“我杀了10个人，你们怎么说我杀了9个？少诉了1条人命啊！”
多一条还是少一条人命，对死刑犯赵志红来说，似乎没有影响，但这关乎另一个无辜者的清白。
“如果赵志红死了，呼格吉勒图一案将死无对证。”
庭上旁听的重审专案组人员当即将这个情况告知汤计。
就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刻，
汤计迅速发出第二篇内参——《呼市“系列杀人案”尚有一起命案未起诉让人质疑》。
第二篇内参里写有大量有关冤情的确凿证据，因此，最高人民法院下达指示——赵志红案一审暂时休庭。
七天后，一个正义的警察悄悄来到汤计办公室，交给他一个秘密武器——
赵志红亲手写的“偿命申请书”的复印件。
信中赵志红表示自己不想死的有遗憾，“还死者以公道！还冤者以清白！”
那名警察告诉汤计，他之所以偷偷复印这封信，是因为他怕在这种情况下，这封申请书还没到领导手里就已经被别有居心的人销毁。
事实证明，他的担心不是多余的。
申请书的原件后来真的“丢”了。
好在，汤计拿到复印件后，立刻将这封申请书原文附上，加上标题，
向新华社总社发出第三篇内参。
发出去的下一秒，汤计还担心稿子可能会受阻，然而，令他欣喜的是，
这篇内参所及之处，一路绿灯。
就这样，
赵志红作为呼格吉勒图冤案的关键证人，引起了中央、最高法、最高检领导的关注，他被保下来了。
“呼格案”也从内部机密变成公开话题，当时，国人皆知“呼格案”，网络热议“呼格案”，媒体穷究“呼格案”。
“每天接不完的电话，网上也有支持者。”尚爱云每天接电话接到嘴巴都说干了，但她很欣慰，因为来电者大多都在给他们加油打气。
为了让这把火烧得更旺，汤计又趁胜追击，
写了有关此案的上下篇，形成大内参，进一步扩大此案的影响力，让此案引起全国的关注。
2007年11月28日，在相关人士那里获得支持后，
汤计又发出了第五篇内参，再次引起中央和最高人民法院的重视。
不久，最高法派人调阅了“呼格案”的卷宗。在上级和舆论的重重压力下，内蒙古高院宣称“正在内部复查”。
就在李三仁夫妇俩眼巴巴地盼着重审之时，
重审却一拖再拖，迟迟没有启动。甚至拖着拖着，案件进入了长达三年的冰冻期。
坚持不懈推动重审
“上访，他们不动，我们催他们动。”于是，李三仁和尚爱云开始奔走于各级法院、检察院等部门，不断上访。
多次上访多次被拒，就算被接待，也只能得到含糊不清的答复：“你们回去等着吧，我们正在加班加点的调查呢。”
尚爱云不理解，
为何赵志红犯案27起，跨越10年之久，那么多条人命，两个月不到的时间就调查清楚了，儿子的案子却迟迟查不清楚。
“我就等，等正义的官给儿子翻案。不停地上访、写信，就那么坚持着。”
自2009年9月起，由于频繁上访，李三仁夫妇俩开始被一些人盯上。
“买菜也跟着，走亲戚也跟着……到哪儿都跟着我，有一个人还说我折腾他，折腾的他没觉睡。”
“我很生气，我骂他，我就问他是谁折腾谁？”
“我儿子蒙冤，被错杀了，我现在也没了人身自由。你们不去查案，反倒24小时监控着我。”
尽管上访这几年，尚爱云和丈夫受了不少气、吃了不少苦，但他们仍然咬牙坚持。曾经讥讽他们的人，也因此改观，开始相信呼格吉勒图是无辜的，这令他们倍感欣慰。
“上访这条路太难走了，但起码儿子清白跑出来了。虽然法律没有给我儿子清白，还给我清白，起码天底下老百姓知道我儿子是清白的。
另一边，手执“正义之矛”的汤计也同样被人监视跟踪。
他和老熟人张铁强因为此案数次交锋，一个是舍身取义的无冕之王，一个是重利轻义的弄权小人，两人明里暗里默默较量着。
多年来一直以笔做矛、为百姓伸张正义的汤计对这些伎俩毫不畏惧，他安慰家人：“监视和恐吓没什么可怕的，又不是没有见识过。”
然而，
从2008年到2011年，曾积极推进此案重审的有关领导、负责人已经相继调离；“呼格案”也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淡出舆论圈
。
无论李三仁夫妇如何频繁上访，如何举着横幅在自治区两会会场“大闹”，法院与他们似乎隔着一道冰墙，墙内的重审程序纹丝不动。
“你们不动，我就发起舆论逼着你们动。”
抱着这种想法，汤计再次发出进攻。
上节目、找领导、发报道……所有能起到效果的方法，汤计逐一试了个遍。
功夫不负苦心人，就在冰墙被撬得松动之时，
2012年11月8日，党的十八大召开了，新一届自治区党委同意对呼格案进行重新审理。
案件重审国家赔偿
2014年，内蒙古自治区政法委组织公检法等多部门商议决定开始启动针对呼格吉勒图的法律重审程序。
2004年12月15日，内蒙古自治区高院宣告呼格吉勒图无罪，高院的常务副院长赵建平带队将案件再审判决书送到李三仁和尚爱云手中。
李三仁和尚爱云接过犹如千斤重的判决书，逐字逐句读出儿子无罪的判决，默默地签名，按手印。
面对喜极而泣的二老，赵建平深鞠一躬，真诚道歉：
“绝不能让呼格吉勒图这种悲剧再重演。”
他塞给二老3万元抚慰金，还热心地告诉李三仁夫妇：
“可以向内蒙古高院申请国家赔偿。”
2014年12月25日，李三仁和尚爱云向内蒙古高院提出赔偿申请。
12月30日，内蒙古高院依法作出国家赔偿决定，
决定支付李三仁、尚爱云国家赔偿金共计2059621.40元
。该决定已于12月31日送达。
2015年2月3日，呼格吉勒图父母领取到国家赔偿金205万余元，他们说：
“先给儿子（呼格吉勒图小名）买个新墓地。”
围观的人群中，站着身着大红色冲锋衣的汤计，他双手合十，感恩正义的到来，庆祝法律的胜利，“孩子你可以安息了。”
因为真凶迟迟出现，呼格吉勒图冤案的真相沉寂十年，尚在情理之中；然而，冤情大白之时，却愣是一拖再拖，拖了九年。
有人说“迟来的正义也是正义”，
但迟来的正义无法让逝者复生。
因为生命耗不起，公义等不起，世道人心也伤不起。
惟愿再也没有下一个“呼格吉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