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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胸验肺民工生活近况:与妻子离婚年后住院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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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璇摄


  4年前,只有28岁的张海超,以在身体上动刀子的代价替自己维权,成为人们眼中“开胸验肺”的英雄。可是,今年春节,张海超喘不上来气儿,脸憋得发紫。新年过了不到5天,他就躺在了病床上,至今也没有出院。

  他的肺上生出一个破口,原本应该从身体自由呼出去的气体,却从这里,漏了出来。

  肺上的破口,被张海超称为“伤口”。他的伤口不止这一处。2009年6月,为了证明自己患的是尘肺病,张海超也是这么躺在病床上,等待肺部活检。醒来后,他听到的第一句话是:“恭喜你,是尘肺病。”

  现在,无论是躺着,还是走路,张海超都离不开一个瓶子。瓶子上的一根白色导管直接插进他的胸腔里。

  “咳咳咳……”说不上几句话,这个还没满32岁的男人就要咳嗽。瓶子的底部,鼓起一串黄豆粒大小的气泡,向上翻涌。

  没有这只瓶子,他随时可能被一口气憋过去。他患了尘肺病的并发症——气胸。他也只能等着肺上的“伤口”自然地愈合。这里的医生告诉他,除了每天挂着瓶子,对他的病已经没有任何办法。

  这听上去有些悲怆。4年前那次悲壮的“开胸验肺”,让张海超赢得了一场胜利。他的职业病鉴定和伤残鉴定,在一个多小时内办好,“创下了全国纪录”。但“开胸验肺”后,张海超的右肺发生粘连。他的主治医生说,正是因为肺部的那块粘连,治疗气胸,“手术刀过不去”。

  张海超说:“我并不后悔。说这些也没有意义,当时我还有别的路可以走吗?”

  对一般患者而言,气胸并不难治。但是,如果这个病发生在尘肺病人身上,就是时刻都会夺命的杀手。那些原本纤维化的、像石头一样的肺正在一天天地丧失功能。

  张海超亲眼见到,他的一位尘肺病工友患了气胸,在几分钟内就死去了。

  “咳咳咳……”张海超又咳嗽了。他的姐姐张海云,在一旁急促地说:“你看,你看,又冒泡了。一冒泡,我就心焦。”她看见弟弟连上这个像老式录音机的方形瓶子时,气泡“咕咕”翻滚,吓了一大跳。医生告诉他们,如果瓶子里水连着几天不冒泡,肺上的破口可能就愈合了。

  这样的状况是张海超没有想到的。他原本希望开上出租车“从此过上好日子”。但如今自己的家,那个在聚光灯下门槛都要被踏破的农家院子,早已经恢复了平静。近4年过去了,这里没添砖加瓦。变化的是,他们的父母更加年迈,各自患病。以及,张家唯一的儿子张海超的呼吸愈发沉重了。

  在争取到“特事特办”的60多万元赔款后,张家并没有宣告他们的胜利。相反,对于已经步入尘肺病晚期的张海超来说,他同死亡的斗争日渐焦灼。

  冬天,是尘肺病人最难熬的季节,小小的感冒都足以摧毁生命。他像候鸟一样,冬天独自去广东佛山租房子住,挨到北方天暖再回家。

  张海超乐观地估计,自己最多活到40岁。他也知道,大部分尘肺病人,从患病到死亡,一般不会超过8年时间。

  “开胸验肺”之后,他被誉为英雄,成为中国最有名的尘肺病人。

  出名后,常有远地而来的尘肺病人站在张家的院门外。对一些上告无门的尘肺病人而言,“张海超”是比律师还管用的“名片”。

  “不知是庆幸,还是悲哀”,张海超接触了近千名尘肺病人,而自己是这个群体中“境遇好的”。他可以吃两天就得一百多块钱的咳嗽药,而有的尘肺病人连“一天几块钱的咳嗽药都吃不起”。

  这几年,张海超气喘吁吁地跑动在河南、贵州、四川、福建等地,参与了100多起尘肺病维权的案子,帮那些患者拿到400多万元的赔偿,不过仍然感叹“能维权成功的,百分之一不到”。有人在维权的路上“撤退”了,有的还没等来结果就死了。

  对于张家人来说,“张海超”这三个字是骄傲。这个名字曾经不自觉地被融入中国职业病防治法完善的进程中。2011年底,职业病防治法被修订。在解读新法条的时候,媒体不会忘了张海超这个标志性的人物。

  而初中毕业的张海超说:“法律的尊严,不在于它修改得多完美,它的条款多流畅,而在于它在现实当中是不是能执行。”

  有时,张海超真得靠他的名气,才能办成事。他带着一位疑似尘肺病的患者去一家疾控中心申请诊断,医生见没有用人单位材料,把人往门外推。张海超亮出了自己的身份:“我就是那个张海超。”

  那位医生一把抓住他的手,激动地说:“你就是张海超?哎呀,久仰久仰你的大名,英雄斗士啊。真的,没想到是你,你的出现改变了我们职业病法。”随即,他当场受理了诊断申请。

  在维权路上,他看到了各种惨状。一次他在河南洛阳看一些农民工,“有一个人,当地是吃面条,他只能吸着氧气吃,吃几口饭就上不来气了,只能把碗放在那儿,歇一会儿才能接着吃,半碗面要吃一个小时”。

  他不止一次亲手埋葬过当年患病的工友,“我觉得一个人不应该这样被社会抛弃,不应该这样被家人抛弃。”他说:“比这个呼吸更可怕的,是没人听见这样的呼吸。”

  “呼吸是每个动物都无偿享有的权利,但尘肺病人这点权利都被剥夺了,有时候想想真不如托生其他动物,最起码不得尘肺。”他曾记录道。

  “咳咳……咳咳……”他猛地坐起来,一把接过姐姐递过来的卫生纸,吐出一口浓稠的痰。

  每天,瓶子里的药水都要换一次。新换上的药水,像白水一样纯净。一天过去了,瓶子里的水就会发黄,从浅黄到蜡黄,这很大一部分是被肺里排出的脏东西污染。

  如果不是2009年底,张海超和妻子去秦皇岛洗过两次肺,瓶子里的水可能还不是如今的颜色。那两次,从张海超的双侧肺脏中,洗出了大量的生产性粉尘,27.12亿个吞噬了粉尘而中毒的巨噬细胞,以及各种导致肺脏纤维化的有害因子。洗过的水,都是黑的。

  一天中午,护士来换药水。她费劲地解开绑在瓶子上的白色塑料绳。她换好药水,起身时说:“这绳子我不会系,这可是个技术活儿。”

  站在床边的姐姐张海云,捡起地上的白绳,把绳子往床沿上绕了几圈,把剩下的绳头系在瓶子两侧,又使劲儿紧了紧已经打好的结。这段绳子对张海超的意义重大,它要保证瓶子时刻都绑在他的床边,提在他手上。

  现在,这个身高还不到一米五的农村妇女,成为张海超唯一能指得上的人。她比张海超大两岁,患有天生的腿病,三级伤残。

  张海超被困在这间三人床的病房里。他只能躺在床上,或者提着瓶子去厕所。他不敢走出房门半步,他不能再受半点风寒。

  作为一个“自己都管不了”的重症病人,张海超觉得,忙着帮别人,“可以忘了自己,忘记还有死亡这件事”,才能找到生命的存在感。今年初,他为了给一位尘肺病人募款,从广东去北京参加电视节目。接着,他又连夜去上海参加公益节目。几番折腾,回到河南后,他就犯了气胸。

  3月最后一天的傍晚,他靠在病床上,鼻子里插着氧气管,拨弄着 手机 。他的那张脸提醒人们,他真的还很年轻,光洁的面庞上没有皱纹。但是,他自然卷的头发白了很多,眼窝深陷。

  张海超想活下去。他托媒体的朋友帮忙打听,北京有没有医院可以治他的病。他看到电视里播的补品广告,“不管有没有用”,还是买来每天都喝。

  他似乎想屏蔽掉有关死亡的讯息。前几天,他在网上看 新闻 时,看到有人说“张海超去世”,他气得把笔记本 电脑 塞进了床底。但是,他用很平静地语气跟人说:“当年和我一起拿到赔偿的四个工友,都已经死了”。

  张海超叹着气说:“我现在对生活没有一点希望。我也不是赢家。只要人得了尘肺病,就不要谈未来。”

  同无数中国男人一样,张海超曾经的希望是,过上有房有车的生活。两年前,他不顾全家人的反对,花6万元买了一辆小排量的 汽车 ,“真的不想人没了,车都还没开上”。

  但是,希望就像他的肺一样,生出破口。去年夏天,张海超和妻子协议离婚。他在后来的一条微博上写道:“妻离子散,尘肺病人最终的结局。”

  他还有女儿。但他跟7岁女儿走在一起的时候,遇到陡坡,孩子一溜烟儿地跑到坡顶,可是他走了一半,就开始喘气。他真的担心自己跟不上女儿的脚步了。他甚至想到把女儿送给别人收养。

  时间可能也来不及等他。眼下的这一刻,张海超只能躺在病床上。他害怕被打扰,也不能多讲话。他多次拒绝媒体采访,不希望自己再次成为焦点,为的是能让肺上的伤口在平静中赶紧愈合。

  他只想平静地多活一天。可是,他的胸腔连着的瓶子里,气泡咕咕地冒着,无法平静下来。